金鸿：邵雍是中国历史上的奇才，对中国易学的发展贡献极大。本文所写的虽然都是逸事，却不是假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与中国宋朝的那些权倾一时的名臣之间的，比如司马光、富弼等人，这些事都是有历史记载的，都是真的，大家可以借此了解一下中国易学的不可思议，挺好的。
宋代易学大师哲学家邵雍,是一位卓尔不凡的奇才,邵雍所生活的时代,前期处在北宋王朝由建国初期的兴盛逐渐走向衰弱的阶段,晚年正赶上王安石变法,接着 朝野形成革新与守旧两派,彼此攻击,党争不休。他与司马光、欧阳修、富弼、程颢、程颐、苏轼父子、包拯等许多历史名人是同时代的人。不过，他与这些人不同的是终生隐居不仕。仁宗、神宗二朝，虽然多次下诏举用，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了。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易经》的研究上。自从有了邵雍，宇宙、地球人类生灭才有了规律可寻，五千年漫长的历史才理出了兴衰的头绪，《易经》这一东方文化之源的“群经之首”才从宫廷走向民间，从谜宫走向实用。难怪理学大师朱熹生前说过：要讲《易经》我也不懂，还得问邵雍。（说明：学过易学的人都知道，朱熹写过一本书《周易本义》，这本书非常有名，是学习易学的必学之书，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在邵雍面前只能自称不懂周易，邵雍的水平可见一斑。）
邵雍仙逝后，朝廷诏谥他“配享孔庙”——灵牌被供奉在孔圣人偶像的一旁。一介终生无职无权的布衣之士，身后能享此殊荣的，三千年来，只有邵雍一人。
　　一、 大变革时代的大预言家
　　就在王安石变法的前三四年，即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邵雍与登门求教的几个客人，在洛阳城南的天津桥上散步，突然听到杜鹃的几声鸣叫，邵雍惨然不乐。客人问他何以不乐，邵雍说：“洛阳城中从前没有杜鹃，现在杜鹃从南方飞迁于此，这意味着国家政局有变。”客人问：“这预兆着什么呢？”
　　邵雍沉思片刻，慢慢说道：“不出三五年，皇上一定要启用南方人总理国家大事，同时要引荐、重用大批南人，组成一个推行变法的集团。天下从此就成多事之秋啦！”
　　客人十分惊诧：“先生听到杜鹃的叫声，怎么会知道三五年后的国运呢？”
　　邵雍依据他对《易经》的研究心得，向客人讲述了一番“春江水暖鸭先知”道理。他说：“天下将治，地气必然从南向北运行。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运行到了这里。飞禽走兽比人 更敏感，首先感受到了地气的走向，因此才纷纷向北迁移。《春秋》上也有过类似记载：宋国灭亡前，有六只帽子一样的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商丘；还有八哥前来筑巢安居。这都是地气作用的结果。从此后，不但南方的禽兽将迁居北地，草木花卉也可移植北方，原本在南方才会有的各种疑难杂症，也要在北方出现。北方人今后没有好日子啦！”事后，邵雍特意为此事备忘。
　　流萤啼处春犹在，杜宇来时春意非。
　　几家大弟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
　　三年后，宋神宗赵顼即位的头一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特旨召王安石越级入朝，然后起用 为宰相，参政变革，同时，罢免守旧派富弼、司马光、程颢、苏轼等一大批元老。一场由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推拥的大变革从此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展开了。
　　国家政局的走向果然没出邵康节先生的预言，一个大变革时代转眼即至，不但王安石恰好是江西人，朝廷启用协助他的也大多是南方人。
　　宋神宗赵顼启用王安石实行新政，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宋太祖赵匡胤立国，经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由盛而衰，政治经济出现了两大积弊：
　　一是“积贫”――国家财政赤字日增，民众生活日苦，生产和税收日益下降，而国家的财政开支却日益增加。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费用逐年增加；行政开支居高不下；庆典郊游开支极其庞大；各级官吏公款送礼愈演愈烈。结果，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是“积弱”――自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以后几朝皇帝，都用种种方法将兵权和税收集权于中央，削弱地方权利，致使军队庞大而无作战实力，民生艰辛而无税收增加。宋神宗即位时年方二十，正是年少气盛之日。他精励奋发，极欲振兴国力，听说王安石素有经世之才，以不畏天命、不畏祖宗、不畏人言而蜚声士林。宋神宗要想变法，必须有这样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宰相辅佐他。因此，自从王安石入朝议事后，每天上朝，群臣退席，宋神宗常留住王安石深谈秘议，君臣二人至为投洽，宋神宗对王安石如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悉心委托。变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的。
　　王安石变法的大政方略内容具体而周详，无法在此细述，不过其基本要点可以归纳为：1、发展经济，广开财源，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2、剥夺皇亲国戚、官僚豪强的特权，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3、加强法治，效法商鞅；4、出台一系列配套接轨的法规政令，如均输法、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以便减轻民众负担，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整套变法的唯一目的就是富国强民，增强国力。
　　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最后还是失败了 ，他自己也成了一个被群起而攻之的悲剧人物。历史上这场变法运动所以会以惨败而告终，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向来享有特权的阶层因其利益和权力收到局限和损害时，便联合起来发动反攻；一是以理学思想纠集在一起的一大批腐儒如朱熹、司马光之流；阉割孔学却又以儒家正统代表面目欺世盗名，从意识形态方面对王安石进行全面围剿。晚年退隐田园的王安石，就在这种攻击下，郁愤而死。
　　客观的说，邵雍在这场大变革时代，是站在守旧派一边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他作为一个预言家对中国历史哲学的伟大贡献。
　　邵雍死在王安石之前九年，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预言的这场必然失败的变革得到验证，但他一方面不断对国家政局做出预测，另一方面随时开导守旧派的人要顾全大局，以国计民生为重，尽力补救时弊，使老百姓多得一份实惠。熙宁年间，王安石的改革政策遭到顽固守旧的官僚们猛烈抨击。邵雍的门生故友中担任州官县令的人不少，纷纷写信询问他的意思，邵雍一一回信开导他们：“值此之时，贤能之士应当竭尽全力为国效忠。新法虽然严酷，但只要能够宽一分，老百姓就能得一分好处。攻击王安石，或者出于个人意气弃官回家，有什么好处呢？”
　　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在开始推行新政时，也想启用邵雍参与变法，但邵雍已经预知变法的下场，对朝廷的任命百般推辞，朝廷几次派人催逼，他只好卧床装病。为表明自己逃离政治斗争的决心，他写诗言志，云：
　　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
　　断送落花案用雨，装添旧物岂需春！
　　幸逢尧舜真为主，且效巢由作外臣。
　　六十病夫宜揣分，监司何用苦开陈？
　　邵雍对世俗庸人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千方百计逃避，宁愿隐逸林泉，逍遥方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未来的吉凶祸福早已未卜先知，正如朱熹所言：“他气质本来清明，又养得纯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心都在紧要上，为他静极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另一方面，他当时正在全神贯注地写着一部不朽的巨著《皇极经世》。邵雍把一生对《易经》的参悟，具体运用在了这部参天彻地的历史哲学著作的构思和写作上，他在这部书中建立了一个囊括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完整体系，并找出了贯穿这一体系的最高法则。他声称：只要后世掌握了这个体系及其法则，就可以上知宇宙，下应人事，知以往，明未来，无往而不通，无往而不神，也就是说，可以预测宇宙万物。
　　《皇极经世》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的神奇之处表现在什么地方？全貌式的介绍我们留待后面再讲，这里仅举一例，好让读者略窥一班。
　　邵雍根据《易经》所蕴涵的宇宙、历史的信息，对上自尧舜下至北宋这段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究之后，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无论是何朝代，盛世还是乱世，每隔三十年左右，都要有一次劫难。不同之处是乱世之劫是全社会性的，盛世是局部的。且不说乱世劫数，就拿贞观盛世来看，也不能幸免。
　　三十年一个轮回，这就是历史、人事的规律。民间有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理论根源即来自邵雍。政治时局的多事之秋一般发生在甲子、甲午这样的年份。这是因为日、月、年，逢甲一般来说是个关键点，如果再与地支的子午流相遇，就表示地球运行到了近日点或近月点，这时，宇宙中强大的场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影响人的身心情感，从而导致人事时局的变化。所以作为《易经》预测最高深的学问之一《奇门遁甲》特意提出：“以甲统之，视其加临吉凶，以为避，故称遁甲。”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不过，大体规律就是这样。
　　邵雍既然根据《易经》所反映的宇宙历史规律，对历朝历代的兴旺事变把握得如此精确，对日常生活中的凶吉悔吝乃至琐碎事务更是所言必中了。他留居洛阳的时候，经常与司马光研讨易数。有一次，园中牡丹盛开，客人们随口设问，让推算牡丹将会如何。当即用《梅花易数》起卦预测，断出牡丹花将于明日午时因马而毁。第二天，司马光邀请了几位朋友坚守园中，意欲共同验证的预测是否准确。眼看日已中天，花开方盛，客人正在疑虑之际，突然有二匹马踢咬狂奔，缰绳断裂，自外闯入，门人无法阻挡，径直闯入园中，顷刻之间，牡丹被践踏得一片狼藉。司马光与客人无人不惊异万分，一致钦佩邵雍的神奇高明 。
　　诸如此类用《易经》预测天文地理、国事家事百发百中得故事还有许多，处于乱世的人们，无论高官显贵还是贫民百姓，自然都要纷纷登门求教。当时，邵雍作为预言家，名顷朝野。皇帝降旨征召不出山，上台下台的宰相权臣只好折节问事啦！
　　二．数任宰相的高级顾问
　　北宋立国，定都开封，但由于历史源远流长，西京洛阳却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失势隐退的权贵、名噪文坛的墨客都愿意聚集在洛阳，以至洛阳成了左右全国舆论、推动文化发展的中心。邵雍在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路经洛阳时，投宿在洛水以北的汤氏客店。洛阳的秀丽风光、文化氛围和淳朴的民风使他流连忘返，倾慕不以顿生迁居洛阳之念。第二年，回到家乡共城（今河南辉县市）后，一再劝说父亲迁居。其父邵古对洛阳也十分向往，几次想迁居，无奈家境贫寒，不能如愿。邵雍得同窗学友，河南武陟县县令候绍曾得到此情，慷慨解囊，成全了邵氏父子的心愿。邵雍移居洛阳之初，寄住在天宫寺。虽然居所简陋，但也自得其乐，不以为苦。他每日亲自打柴割草，料理家务，侍奉父母。他与街坊邻居相处和睦，待人宽厚仁善，乐于为人排忧解难，指点迷津。久而久之，他的人品和学识传播开来，朝廷命官闻风而至，社交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当时与他来往的还是一些不太知名的官员，如 谏议官刘元瑜、吕献可、王宜桑、少卿张师锡、学士王起、侍讲李景、郎中姚奭这些人。他们在邵雍面前都不敢摆官员架子，都自称是他的门生。
　　后来，不少政治上失意寓居洛阳的大员也常到他的寒舍咨询国家的政治走向和个人的仕途命运，邵雍一一给予指点，使这些人避免了为政治风浪吞没的厄运。他们出于感激，相继出资为邵雍买房置地。邵雍用他的《易经》智慧，逐步改变了窘迫的生活环境。
　　特别是被罢官的宰相富弼来到洛阳以后，邵雍的地位和名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富弼是宋仁宗时的宰相，因不同意王安石变法，受到改革派的排挤，于是称病辞官，退居洛阳。他虽属守旧派，但据《宋史》记载，他为人天性好疾恶，勤政爱民，年轻时好学不倦，宽宏大量，范仲淹见而奇之，说他是“辅佐帝王之才”。富弼信仰佛教，退居洛阳与邵雍结识后，经常结伴而行参拜僧寺。有一次傍晚，当时也在洛阳的司马光到邵雍家对他说：“明日有法师开堂说法，富弼和吕公著都要去听讲。吕公贪佛，已经无法劝阻。富公如果真要前去，情理上说不过去。我是晚辈，不敢说，先生有什么办法 阻止他呢？”第二天，富弼真的去参加法会了，邵雍见到他说：“有消息说皇上想再次起用你。”富弼笑着说：“你看我病体衰弱到这种地步，还能任职吗？”
　　邵雍说：“对 啊！假如有人建议朝廷任命先生，先生可称病不起；可是一有僧人说法，先生必定参加。怎么不能任职呢？”
　　富弼骤然憬悟：“我还真没有想到这一点！”
　　于是邵雍吩咐两个仆人搀扶着富弼把他送回家。后来，富弼把邵雍邀请到后花园小酌，纵论天下大事，说到高兴处，不由自主下堂走动不已，唯独邵雍端坐不动，徐徐指着两个仆人与富弼开玩笑说：“你莫非忘了这两根拐杖了？”富弼大笑而止。
　　还有一次，富弼闭门谢客，但告诫门人：“唯独邵雍来，无论早晚，立即通报。”那一天，富弼双脚病痛，不能行动，正在室内静卧。邵雍到时，他把邵雍叫到床前，邵雍笑着问：
　　“其他客人也能到这里来吗？”
　　富弼也笑了，指着邵雍的坐床说；“自从卧病，心神不宁，即使儿子来了，说完话也就马上打发走了。这张坐床，专门是等待先生的”
　　邵雍环顾四周，然后说：“再取一张坐床来。”
　　富弼不解，问他为什么，邵雍说：“今天中午，有一绿衣少年，骑白马来见你。你虽然有病在身，也要打起精神见他。你将来仙逝后，此人当执笔修史，你的传记将由他来撰写。”
　　富弼一向敬服邵雍，只要他说的话，都认为是得自神明，因此马上命令门人：“今日只要有客，无论贵贱，立刻通报。”果然到了午时三刻，范祖禹骑白马来访。请入内室后，殷勤问劳，富弼对范祖禹说：“我垂垂老矣，且病患沉疴，回首一生，碌碌无为，不足为外人道。不过，老朽生性朴 实忠诚，日后褒贬，定要有劳先生，请先生留心。”范祖禹当时还是一个无名晚辈，听了这位辞官居家的当朝宰相这些突如其来的言谈，惶恐不知所措，连忙叩谢退下。谁想十多年后，他奉命修撰《裕陵实录》，真的撰写了《富弼传》――与邵雍十多年前的预言丝毫不差！
　　为了这些事，富弼十分感谢邵雍，后来，他为邵雍买了一座富人的花园，邵雍再三推辞，最后才勉强接受。
　　到了熙宁初年，王安石变法实行买官田，意在将荒弃官田卖给农民，以刺激农业生产。因邵雍所居之处也是官田，被官府标价拍卖，但人们处于对邵雍的敬意，竟然无人出面购买。司马光、富弼一致声明：“若邵先生的住宅让别人买去，是我们的耻辱。”于是，他们集资替邵雍买下了这处宅地。事后，邵雍赋诗感激司马光等人，诗云：
　　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
　　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
　　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
　　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
　　洛辅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
　　接离倒戴芰荷畔，谈尘轻摇杨柳边。
　　陌彻铜驼花淡漫，堤连金谷草芊绵。
　　青春未老尚可书，红日已高犹自眠。
　　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
　　敢于世上明开眼，会向人间别看天。
　　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
　　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尧夫笔似橼。
　　这是后话。
　　嘉祐三年（1058年），宋仁宗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再度起用富弼为相，他马上派人给邵雍捎话：“如愿意出来做事，将任命他以要职；不然，就建议皇上封他为处士，以成全他隐退不仕的志向。”邵雍赋诗作答云：
　　欲遂终焉老闲计，未知天意果如何？
　　几重轩冕酬身贵，得此云山到眼多。
　　好景未尝无兴咏，壮心都已入消磨。
　　鵷鸿自有江湖乐，安用区区设网罗。
　　可是富弼不甘心像邵雍这样的人才老死深山，几经努力，让宋仁宗颁布诏令，企图逼他出山。诏令送到了洛阳留守王拱辰手中，君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去见邵雍。一见面先是恭维，后是宣告。邵雍打断了他的话，调侃道：“就是尧舜在世，把您的留守职位让给我，恐怕也不行吧！”
　　王拱辰无计可施，最后用激将法问他：“我听说先生也曾热衷于功名，是否确有此事？”
　　邵雍说：“不错，确实有过。不过，那是年轻气盛时的无知妄想。成年之后，目睹官僚机构日渐庞大，人浮于事，钩心斗角，结党营私，f·b成风，各级官吏鱼肉乡民的事情越演越烈，我早已对仕途心灰意冷了。您不必多费口舌，浪费时间啦。”说完，径直回到书房，再也没有理会这位当时的洛阳市长。
　　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已经作为国策全面推开。富弼再次受到排挤，这时正好其母去世，富弼 遵制去官守丧，服丧期满后请求回洛阳养病，住所与邵雍很近，从此二人过往更加密切。富弼这时心意索然，闭门谢客，唯独嘱咐儿子说：“只要是邵公来访，无论何时，立即传进。”二人相聚，有时研讨学问，有时议论时政，有时吟诗作赋，十分相得。
　　一次， 邵雍来到富弼家，见富弼面带忧愁，便问道：“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富弼说：“你猜猜看。”
　　邵雍想到当时王安石变法已经陷入进退维谷之地，便说：“莫非是因为王安石罢相，吕惠卿任参知政事，担心吕比王执法更严酷吗？”
　　富弼点头不语。
　　邵雍笑着说；“你无须忧虑。王吕二人是为权势、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二人在权力相等后，一定会反目成仇，顾不上陷害他人。”
　　不久，吕惠卿果然背叛了王安石。
邵雍家居洛阳期间，除了经常和富弼在一起，还与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等十分友好。他与富弼在一起谈论的大多是政治时事问题，与司马光则谈论的更多是历史哲学方面的事。当时，司马光正在全力编写《资治通鉴》；哲学家张载在研究他的本体论学说；理学奠基者、宋哲宗的老师程颐和他的哥哥程 颢试图从易学中阐明“天理论”和“格物致知”的学说；而邵雍正在致力于他的“易学象数学”和撰写《皇极经世》。他们在一起互相切磋辩论，对彼此完成其事业无疑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二程和司马光对邵雍的易学成就极为推崇，留有大量言论评价他，象邵雍这样一位非同凡响 的奇才，他的出生谢世自然也有不少异于常人之处。我们回头来看他的生平经历，对他之所以成为东方划时代的预言家或许可以略窥其奥秘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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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雍，字尧夫，祖籍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宋哲宗元 祐中赐溢康节，南宋咸淳初（1174年）从 祀孔庙，追封新安伯。后世习惯称谓康节先生。
　　邵雍未出生前，其祖母张夫人对待邵雍的生母李夫人十分严酷，李夫人无法忍受婆婆的虐待，一天夜里，思来想去不如悬梁自尽，一死了之。就在她身心憔悴、神思恍惚之际，梦见有一神人盛满了一杯汤羹送她饮用，并对她说：“你不要寻短见，你不久要生一个好儿子。”绝望中的李夫人靠着这一神谕支撑，忍受了婆婆的虐待，坚持地活了下来。此后不久，李夫人与丈夫一同进山，据说在云雾 间看见了一头巨大的黑猿，心有所感，回家之后便有了身孕，但是因为身体太弱，怀孕后卧病不起，形神憔悴。丈夫邵古去请医生诊治，煎药护理。夜里李夫人梦见卧室门外左右两株木瓜，左边的正在开花，右边的已经枯萎。醒后李夫人将梦中所见告诉了丈夫，邵古不知道怎么想的，稀里糊涂把给妻子煎的药全都浇到了右边的那株木瓜上。临产那一天，李夫人生下的竟然是双胞胎，一男一女，男的便是邵雍，女的一生下来就是死胎。十多年后，李夫人卧病堂上，月色朦胧中看见一个女子盈盈拜倒堂前，哭着对她说：“母亲一时疏忽，让庸医用药毒死了孩儿，可恨！”李夫人说：“你也不要怨恨了，这都是命中注定啊。”女子说：“如果是命该如此，为什么我的哥哥独独能够出生？”李夫人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话，支吾道：“你死他生，那也是命啊。”月光下的女子悲泣甚哀，再没有说什么，飘飘摇摇隐没在夜色中。
　　又过了十余年，李夫人又梦见那女子哭着来向她告别：“只因为庸医所误，二十年才得以转生，因与母亲宿愿深重，所以，特地前来道别。”说完，又哭泣着依依而去。
　　关于邵雍出生的这则轶闻，是他的儿子邵伯温郑重其事地记载在《邵氏闻见录》一书中的。邵伯温在文末感慨道：“由此事可以证明，佛学中关于轮回鬼神之说，确实不是无稽之谈啊！”
　　释氏的轮回之说，邵雍是不是某一高人投胎转世，这都不属于实证科学范畴，用物质手段是永远无法证明的，我们权且当作轶闻趣事。但是，邵雍呱呱坠地之后，就有一头黑发，牙齿已生，而且会开口叫“妈妈”，这却是可闻可见的，不需要什么科学仪器来测试的事情。七岁的时候，一天他在院中玩耍，伏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看一群蚂蚁筑巢，忽然大声叫喊起来：“快来看 啊！！蚂蚁洞中还有别样天地，也有太阳，还有飘动的云雾呢！”李夫人闻声赶来，向蚂蚁洞看了半天，也一无所获。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有些怪异，怕惹出什么麻烦，紧紧叮咛他，今后千万别向别人说自己看到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青少年时代的邵雍，因为祖父邵德新、父亲邵古都是德行高迈、隐居不仕的学人，这种人历来多是清贫之士，布衣蔬食，贫苦自给。年纪轻轻的邵雍不得不亲自下厨做饭，奉养父母。邵雍自幼刻苦好学，立志高远，决心建功立业，匡扶天下，一展雄才，因此凡是能到手的书籍，无所不学。他读书十分投入，痴迷到了严冬不生火炉，盛夏手不执扇，常常伏案而眠，寝不就席。就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中，他用了数年时间，把所能见到的书全部读得滚瓜烂熟。有一天，他对父母感慨万分地说：“从前读书人都游遍天下，与古人为友，可我连家门都没有出过。”父母知道他志在四方，想外出游学，全力支持他，为他准备了行李和盘缠。于是邵雍告别双亲，取道向南，渡过黄河，来到历史悠久、风云代叠的中原大地，然后又南下江汉。游览参观春秋时代齐、鲁、宋、郑等地名胜古迹期间，他风餐露宿，不畏艰险。有一次，他路经山西晋州时，与学友深夜骑马行进在山路中，天黑路险，连人带马跌落山涧。同路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赶忙攀言而下，四处寻找。等他们找到邵雍后，惊诧不已，发现他帽子虽然被毁坏，人却连皮肉都没有伤到。
　　邵雍在外游学日久，忽然有一天，他仿佛豁然悟到了什么，毅然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对父母说：“人间大道就在这里了！”从此闭门不出，埋头读书。
　　在此期间，不知何故，邵古数次迁徙，先是移居衡 漳（今河北南，确地无考），后又迁徙到共城（今河南辉县）。在共城定居后，邵古把全家安置于苏门山下，又为儿子单独在百源坡上筑室一间，好让他钻研学问。当时共城县的 代理县长是李之才（字挺之）。此人不但名声很大，而且是举世皆知的神秘人物陈抟老祖的第三代易学传人，他听说邵雍天资非凡，敏而好学，亲自屈尊登门造访。见面之后，他问邵雍：“你听说过物理性命这门学问吗？” 邵雍连忙毕恭毕敬地躬身作揖，说：“能聆听先生教诲，荣幸之至！”并当即拜李之才为师。两人交谈之后，十分投机，李之才于是把陈抟传于种放、种放传于穆修、穆修传于他的《河图》、《洛书》和先天、后天八卦毫无保留地传给了邵雍。
　　李之才在《易经》研究上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人物，邵雍经这位深得真传的严师讲说，茅塞顿开。他把《周易》恭恭敬敬抄写挂在墙上，或则反复朗诵玩味，或则痴痴呆呆地观摩静思，长达三年之久不架床设铺，日夜端坐沉思。那一时期，他已经被《易经》所蕴涵的宇宙信息整个地带到了无垠无际的太空中去了。
　　等到他三十岁定居洛阳后，他已经是一位参透天人奥秘的易学大师了。朝中几任宰相拜倒在他的足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争先恐后地以做他的门生为荣，也就不奇怪了。
　　邵雍晚年，已经对身后金人南侵、北宋偏安等一系列国运事变，已经他去世的时间、死后的际遇都已经预测到了。他在临终之前，安顿了两件大事：一是告诉他的儿子邵伯温，丁未年（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天下大乱，浙江一带也逃不过兵灾。到时，民生涂炭，国无宁日。只有四川不受祸乱波及。我死以后，你带领家小迁居四川，方可躲过这一劫难。宋钦宗靖康二年正好是阴历丁未年，距邵雍去世不到半个世纪，金人果然大举入侵中原，徽宗父子被金太宗完颜晟掳掠到了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幸好邵伯温 及时举家入蜀，方得免于此难。
　　第二件事是预先安排自己的身后盖棺定论一事。
　　与邵雍同时代的大学者欧阳修对邵雍心仪已久，两人却终生无缘谋面，深以为憾。儿子欧阳棐前往洛阳探望卧病的姨母，临行前，欧阳修再三叮咛他：“洛阳的邵尧夫我久闻大名，但未见过面。你这次去洛阳，一定要代我去拜见他。”欧阳棐到了洛阳，登门向邵雍求教，邵雍一反常态，竟向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年轻人主动详细地介绍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立身本末。临别时送出门外，作别之际，又对欧阳棐说：“希望先生日后不要忘记山野老夫的这些话啊！”欧阳棐莫名其妙，心想你一整天尽说些自己的事，也没有指教我什么啊！要记取 和事呢？欧阳棐始终猜不透这个奇怪老头是何用意，回家便一五一十地把邵雍的情况告诉了父亲。欧阳修听后高兴地说：“这太幸运啦！邵先生对你的前程已有安排了。”二十年后，欧阳 棐官任太常博士，专门负责拟写故世名人的生平事迹和议定溢号，这时，他才想起来邵雍二十年前向他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身世的用意。草拟奏章时，仿佛邵雍还活着，是他自己在挥毫泼墨一样。按照《溢法》用字的特定含义，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所以溢号为“康节”。
　　临终前一年，邵雍知道自己的大限之期已到，那年春天，他去伊川给父亲上坟，中途路过上官店，到信孝杰家小坐。以往邵雍扫坟祭祖，每次都要取信孝节家休息。信孝节拜他为师最早，其时已死，八个儿子待邵雍 如父，每次路过，都迎拜恃立左右，十分恭敬。这次邵雍对他们说：“我下次再路过此地，就与今日不同了。”信氏诸子不明白他的话，也不敢追问。等到入秋，邵雍的灵车经过上官店时，信家诸子这才明白，大为惊讶。
　　去世前一月，邵雍屡屡小病不断，一日昼卧，醒来后说：“我梦见白鹤、鸿雁自空而下，旌旗一片，有人引导我走在乱山之间，到一驿亭，司马光、吕公著已经在那里等我，与我道别。回头看驿亭的墙上，写着“千秋万岁”四个大字。我的灵魂已经走了，你们不要在逼我吃药了！”
　　邵雍弥留之际，司马光、张载、程颐诸公都来看望他。程颐问他：“从此永诀，先生可有话见告？”邵雍举起双手合拢成一个有缺口的圆圈，程颐问：“什么意思？”
　　邵雍用他最后的力气说道：“面前路经须令宽。路窄了，自己都没有立身处，别人还怎么行走 ？”
　　当时，邵雍躺在内室，议事的人怕打扰他，都 在离他很远的外面说话，正商量着想把他埋葬在洛阳城外。邵雍对众人的话听得清清楚楚，把儿子邵伯温叫到床前说：“诸公想把我葬到近处，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把我埋到祖坟里！”人们奇怪他怎么会听到外面七嘴八舌的议论？程颐说：“因为他的心至虚至明，所以他什么都知道。”
　　熙宁十年七月四日后夜，这位以一介平民的身份，用他非凡的智慧和品德通过执掌权柄的朝臣对政局给予力所能及的影响的大预言家，让儿子那里笔墨，书诗一 章曰：
　　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
　　客问身几何？六十有七岁。仰俯天地间，
　　浩然独无愧！
　　然后阖然长逝。
　　邵雍过世378年，是明朝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洛阳城南两个农民因耕田掘得一方大石发生争执，起诉到官府，一人说石头是他挖出来的，另外一人说石头是出自他 的地里。当时在任的知府虞廷玺命人将此石舁到府衙查看，见石头上面可有这样几个字：
　　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
　　虞廷玺为我复兴此窝
召集擅长考古的士人勘测那块地，原来是当年邵雍的宅院，如今已经夷为平地，成了禾黍离离的农田了。虞知府干脆将其收归官府，立祠纪念邵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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