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一位非常独特的历史人物，他的独特之处体现在民间。比如，大多数人叫不出历辈达赖喇嘛的法名，可“仓央嘉措”这四个字却耳熟能详；大多数人说不出历辈达赖喇嘛的著作，却多少能背出几句仓央嘉措写的诗。可以说，就是因为他的诗和他传奇般的生平经历，他从高高在上的法台上走了下来，进入了民间。
然而，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是，很多人直到现在，依然把一首名叫《信徒》的歌词当作仓央嘉措的代表作。“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几乎一提到这几句话，很多人就会抒发自己的感慨——唉，仓央嘉措写得一手好诗啊。
这确实是有些搞笑的状况：人们都知道仓央嘉措写诗，并且表示喜欢他的诗，然而，却不知道他写了哪些诗，甚至张冠李戴地认为别人的作品是他所作。
人们对仓央嘉措的生平更是陌生。
仓央嘉措的“ 生活之谜” 和“死因之谜”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看的，这个联系的方法就是从他的真实身份、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而不是单纯地就事论事。
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和第巴桑杰嘉措，内心中都想完成一个以五世达赖喇嘛为模版的政治蓝图，而对这个政治蓝图的实现方法产生的不同思考，是造成他生活懒散、不守清规的原因，也是他与桑杰嘉措必定死亡的原因。
这个政治蓝图为什么要以五世达赖喇嘛为模版呢？首先，不排除格鲁派和西藏人民对他的崇敬心理，他们认为一位优秀的领袖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其次，实际上，他们也想不出其他的方案。
在五世达赖喇嘛之前，格鲁派处处受排挤，从来没有掌握过政权，他们的处世方法是四处“结善缘”，也就是哪方实力比较雄厚，就请哪方给自己当“施主”，交易手段就是互赠封号。可实质上，他们的宗教影响力多少是被政治势力利用的，哪里有平白无故给你当靠山，但丝毫利益不占的政治集团呢？
可在五世达赖喇嘛之后，他们掌握了政权，原本掌握的宗教影响力也逐渐转化为政治资本，以前结盟时随便就可以给人家一个宗教性的名号，可现在他们的名号不单纯是宗教头衔，而是“值钱”的政治名分了。
正处于从宗教集团向政教集团转型期的格鲁派和西藏贵族势力，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新型的集团往何处去？
桑杰嘉措给出的答案是严格遵循五世达赖喇嘛生前的政治思路，建立一个与各方联合、但谁也不能插手自己内部事务的政治格局；同时，要塑造宗教上绝对权威的达赖喇嘛。
仓央嘉措对这一蓝图的设计是满意的，但对它的实现方法有所思考。因为他十分清楚，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活佛的主要功能、基本任务和领导方式已经产生质变了，现在不是“结善缘”“找关系”的时代，实际上自己是有政治话语权的，已经进入一个新型的领导模式了。
格鲁派集团给出的答案显然也是遵循五世达赖喇嘛生前的政治模式的，那就是要求活佛必须有绝对的宗教权威，但政治上怎么处理，和各方军事、政治势力如何相处，还要摸着石头过河。也许完全可以请所有势力都当自己的“施主”，此后将政治纠纷用宗教方法来解决。
实际上这几种思考都没有错误。任何一个时代的转型期，都会遇到“往哪里走”“怎么走”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但这条路，一定是历史的选择，一定是符合历史规律的选择；否则，前人虽然做得轰轰烈烈，做了有益的尝试，但也终究会以失败告终。
桑杰嘉措和仓央嘉措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尝试着建立一个对外来势力依靠但不依赖、与外来势力联手而不任其插手、活佛用宗教影响政治的新型模式，这种努力是有价值的。同时它也是17世纪下半叶以五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人民摸索的一条道路，无论这条路走得成功还是失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都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卓越的贡献的。
但为什么桑杰嘉措到最后没有走通呢？
因为以他为代表的西藏贵族势力忽视了历史规律。他设计得太过理想化了，他的蓝图需要与每一个政治势力都和平相处，而有了纠纷的时候，再用宗教力量解决。但是，“施主”们要你的宗教影响力干什么，还不是为了政治利益？宗教力量哪里有军事力量好使？
而他致命的错误又在于，对待外来势力，还用互赠封号的老办法应付，没有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变化。比如，对清政府，他以为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见了顺治皇帝，对方就成为“大施主”，自此两方和平相处、有事帮忙就可以了。
岂不知，清政府给五世达赖喇嘛的不是地方政权的赠号，而是中央政权册封的封号。他似乎没理解这个名号的变化，将清政府与蒙古各部的势力同等对待，又严格执行自己设计的政治蓝图。所以，康熙让他攻打吴三桂，他给吴三桂求情；康熙平定噶尔丹，他给噶尔丹开脱；五世达赖喇嘛去世，他匿丧不报告。
可是，这能怪桑杰嘉措吗？不能，他只不过是想建立一个五世达赖喇嘛设计的政治格局，完成他的政治遗愿。况且，当时的清政府，江山都没怎么坐稳，今天吴三桂打下长江以南，明天蒙古人在北边造反，说不准什么时候这个“大施主”也要倒台，到时候，西藏地方政治局面，还不是得按照自己的蓝图才能稳定？
所以，这条路他要坚定地走下去，哪怕最终失败。
因为他别无选择。
是的，他别无选择。可别的人、别的政治势力有选择吗？
也没有。
任何一种政治格局，都不是哪个帝王将相的个人作品，一定是人民的选择；任何一种政治形态，都不是当时人的思考结果，而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这，就是仓央嘉措和桑杰嘉措以及康熙皇帝无法避免的历史规律。
那么， 这条历史规律具体到17 世纪后半叶的西藏来说， 到底是什么呢？
非常简单的答案——和平。人民需要和平，地方政治需要和平，国家需要和平。而和平，只有在祖国统一、中央政权建立了完备的地方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桑杰嘉措和仓央嘉措的理想化蓝图没有错，他们是想要给西藏人民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不可能完成的，人民的和平愿望在各方政治势力的钩心斗角下成为泡影。况且，他们设计的那个理想的格局几乎是没有稳定运行的可能性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制度保障，而能提供制度保障的，只能是中央政权。
历史规律是不可能逆转的，和平和统一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应不应该，而是需不需要。也就是说，时代和人民需要它，就是必然的选择，此时，不要讲什么道义。这就好比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少数民族政权，评价它们的角度不是汉夷之争这样的道义问题，而是要看这个政权给最广大的人民带来了多少利益。
而17世纪后半叶的西藏，就是处于和平与统一的建设过程中，每个人都在地方政治局势的转型期中思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蓝图。但完成这个设计的，不要理解为清政府，它是最终的实现者，却不是设计者。真正的设计者，只能是人民和历史规律。
因此，为了这个和平局面的到来，仓央嘉措必须“死”，这是他个人无法抵挡的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只有他“死”了，才能为最终完成西藏的和平与统一赢得时间，也才能最终给自己曾经思考过的问题找到答案。
这个答案是他想找但没有找到的，对格鲁派集团和西藏政局发展的思考与他的时代背景产生的矛盾，形成了他的生活之谜；这个思考与历史规律之间造成的矛盾，形成了他的死因之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生活之谜和死因之谜，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
至此，关于仓央嘉措的生平谜团，我们大概有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恰好也解决了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他隐姓埋名十几年，西藏局势稳定后，他为什么不争呢？难道真的心甘情愿当个普通人？
是的，他情愿。因为他看到此时格鲁派找到了他青年时曾经苦苦探索的路，实现了他心目中的那个政治蓝图——活佛成为绝对的宗教权威，格鲁派政府建立了有保障的政教体制，与各外来势力形成了良好的关系。而他当年思考的活佛主要功能和基本任务，事实上也给了他一个满意的答案。他知道，他理解的是对的。
当一个人见到自己的理想实现时，哪怕并不是最终由自己完成的，也会是欣喜和慰藉的。此时，那个名分又算得了什么呢？此时，再出来争，不就破坏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了吗？
这一点，孙中山做到了，华盛顿也做到了，几乎所有心怀天下的政治家都能做到。
所以，仓央嘉措不争了，而他的心也安定了，甚至是快乐的，就当自己“死”了吧。这一“死”，换来了西藏的安定和平，换来了一个稳定健全的政治制度，换来了几代活佛为之奋斗的理想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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